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持续高价仍旧满房 三亚旅游迎加长版旺季******

　　火爆的三亚旅游市场在春节假期后依然延续。1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春节假期一些动辄五六千元一晚的高端旅游酒店在节后房价仍处高位，部分热门酒店甚至还处于满房状态，而这样的情况将一直持续至正月十五。

　　部分酒店仍售罄

　　“节后这两天来亚龙湾的游客依旧很多，我们每次开车出亚龙湾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在三亚度假的游客蒋瑞(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本以为过了春节错峰游三亚的游客会少一些，酒店会更好订，其实不然。

　　“因为将近三年都没有好好地旅游，所以我们计划订个比较舒适的酒店，但没想到稍微高端一点的酒店房源都很紧张。”蒋瑞说道。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1月31日-2月3日均已无房间可以预订，2月4日-5日的海景双床房、海景大床房等房型显示已售罄；无独有偶，三亚艾迪逊酒店1月31日-2月1日的所有房型均被订满，2月2日也有部分房型显示被订完。

　　价格方面，一些热门酒店的房价在春节假期后仍持续处在高位。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查询到，三亚保利瑰丽酒店1月31日豪华海景房的房价为5573元/晚，海景泳池大床房的房价为7673元/晚；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1月31日豪华阁大床房的价格为5986元/晚。不难看出，即便假期已经结束，但三亚春节期间的余温还在持续释放。

　　除酒店外，三亚的免税市场也在持续发热。北京商报记者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探访看到，免税城内人头攒动，不少品牌店门口排起长队，部分奢侈品品牌需要排队至少一个小时才能进店。免税城内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过年期间一直都是这么多人，不知道具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在免税城内排队等待购物的孙先生表示：“因为我们在三亚买了房，所以几乎每年冬天都会来三亚，往年免税城里的人也都很多，但我感觉今年的人更多了。”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凯强表示，以往在节后都会有来错峰旅游的游客，但今年春节后来三亚旅游的整体游客人数相比往年要多一些，甚至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多。蒋瑞谈到，相比往年，今年春节三亚旅游市场的“旺季”时间更长了。

　　元宵节后陆续回归平价

　　“三亚旅游市场火热的情况将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目前有不少酒店的房价从正月十五左右开始回落。”有酒店相关负责人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从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2月5日(正月十五)海景大床房的房价为3088元/晚，而1月21日除夕当晚，同房型的房价为5688元/晚；2月12日的同房型房价为2188元/晚，与除夕的房价相比，降幅超60%。同样，三亚珊瑚湾文华东方酒店1月21日翠园轩高级园景大床房的价格为6231元/晚，2月5日同房型房价为3827元/晚，降幅近40%；2月12日的房价为2195元/晚，降幅超60%。这就意味着，正月十五后部分酒店价格开始回落，陆续回归到平日房价水平。

　　刘凯强表示，即使会有错峰游市场，但毕竟过了春节的峰值，各酒店对春节初七以后的房价都有所下调，但这也带动了初七到正月十五期间入住率的提升。而最近价格上涨，与酒店入住率趋于满房的状态密不可分，各酒店也在用市场进行调节。

　　而民宿市场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小猪民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三亚的热度还在持续，三亚民宿价格没有大幅下滑。三亚此前也都是过了正月十五价格才会逐渐恢复。因为很多三亚民宿订单订到正月十五，所以库存比较紧张，小猪民宿平台上三亚地区最长的单笔订单订了超过90天。”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过后，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价格略有回落，例如，三亚1月28日-31日入住的酒店均价(平均每间夜价格)降幅为18.1%。同时，机票价格在节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

　　淡季将转换经营策略

　　“正月十五以后，学生基本都上学了，亲子客流肯定会有所减少。接下来，各酒店可能会针对会议、团队以及时间较为充裕的度假散客做一些准备，推出一些优惠措施等吸引消费者。”刘凯强说道。

　　针对平季的准备工作，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公关总监徐翔宇表示，旺季过后会安排部分酒店员工进行休整，同时也会针对会议、团建等进行相关布局。

　　不只是当地酒店企业，在线旅游平台也在积极营销。据了解，同程旅行近期上线了“旅行开年心动出发”的活动，预订三亚、西双版纳等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会有相应的优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近年来，三亚的淡旺季逐渐在淡化，以往暑期是三亚的淡季，但是在近两年的暑期，三亚酒店的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经过三年疫情，消费者出游的需求在这个春节得以释放，也有部分消费者更青睐于节后的错峰游，从而使今年三亚的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同时，2月6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而此时，三亚便是众多消费者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吴丽云指出，待出境游完全放开后，可能会对三亚旅游市场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三亚的度假设施相对完善，但服务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和不足，加之价格较贵，可能会有部分消费者选择价格较为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届时会分流三亚旅游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文